Month: April 2017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情况报告

在10月22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全体会上,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情况的报告。他指出,13年的实践证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力地改变了西部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使西部地区各族群众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正是西部地区的迅速崛起,有效地扩大了内需,有效地缓解了资源瓶颈,有效地改善了民生,为我们赢得了全局和战略上的主动。

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6年高于东部地区

徐绍史表示,西部大开发已经成为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得到了各族群众的衷心拥护。新形势下,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将成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1.58万亿元提升到2012年的11.39万亿元,年均增速12.4%,占全国的比重由17.9%提高到19.8%。地方财政收入从1029亿元增加到1.28万亿元,年均增长21.4%,占全国的比重由18.4%提高到20.9%。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自2007年起连续6年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初步形成了能源资源加工利用、装备制造、旅游、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全线贯通,区域内8条省际干线公路如期建成,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69万公里,占全国的39.8%;高速公路总里程达2.9万公里,占全国的30.3%;94%的乡镇通沥青(水泥)路。新增铁路营业里程1.27万公里,铁路总营业里程达到3.7万公里,占全国的38.2%。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成效显著。退耕还林工程累计安排造林任务4.41亿亩,其中退耕地造林1.39亿亩,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3.02亿亩。退牧还草工程累计安排草原围栏建设任务9.12亿亩。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部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累计扫除1350多万文盲。3700多万城乡老年居民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3500多万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西部地区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提高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私营工业企业总产值、利润总额、从业人员分别达到3.1万亿元、2466亿元和394万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2012年实现进出口总额2364亿美元,是1999年的17.3倍。

重点解决西部“路”和“水”两块短板

报告指出,2012年,西部地区公路、铁路网密度仅相当于全国的55.6%和53.5%,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骨架尚未完全形成,一些地区交通通而不畅问题突出,内蒙古赤峰市到北京400多公里距离,火车要开9个多小时。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尚有6500多万亩25度以上陡坡耕地需要退耕,近15亿亩退化草原、7.8亿亩沙化土地亟需治理。还有2500多万群众居住在生态脆弱、自然灾害多发、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

针对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瓶颈制约依然突出的问题,徐绍史表示,抓紧启动实施一批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近期,国务院已经对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做出部署,提出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中央有关部门将积极协调推动西部地区抓住机遇,建设完善西部地区连接周边的出海通道、南北通道以及国际通道等重大铁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八纵八横”骨架公路,加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改造。加快建设一批骨干水利工程、重点水利枢纽工程和大中型水库及城市水源工程,重点解决好西部地区群众反映最多的“路”和“水”两块短板。加快推进中哈、中俄、中缅等国际油气战略通道建设,以及与东盟、中亚有关国家的国际大通道建设。继续推进大型水电基地开发,重点加快龙头水库电站建设和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地建设。建设一批跨区域输电通道,提高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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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或将在三中全会有突破,现行制度难撼动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可能会有所突破,这其中包括继续进行农地的确权、颁证、登记工作,继续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在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之外,通过信托、抵押等方式将之与金融创新捆绑在一起,从而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益”。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如是展望外界期许甚高的三中全会“新土改”政策动向。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流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 “口子”开起来不会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那么顺利,还是比较审慎。

征地制度改革方面,由于去年年底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被否决,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也随之“胎死腹中”,其中主要原因是一些法理性的问题尚未厘清,因此受访的诸多专家均认为在此次全会上不会有太大突破。

城镇用地指标方面,一位接近核心层的消息人士表示,有关部门依然是从严态度,此前推出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继续实行,但依然会严格限定该政策的实行范围,短时间内不会进行跨大区域的指标置换。

该消息人士指出,未来决策层可能会考虑通过价格杠杆来控制用地规模,鉴于各地工业工地成本太低、效率低下,未来工业用地的出让价将根据真实的市场定价来确定,趋势是逐步提高,从而提高用地效率。

确权仍将持续

党国英表示,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在5年前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有明确表示,但实际工作却是在近两年内才真正铺开。

2008年11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确权工作启动,但此后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2011年11月,国土资源部联合中农办、农业部、财政部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有关意见,表明这一工作正式展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2011年之前就已经在成都等地进行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试点和调研工作,这一课题在该院教授周其仁带领下进行。

据参加课题组的一位人士称,在实际工作中,难度和阻力很大,挨户访问、土地丈量等具体工作也颇费时间。课题组在一些地方的调研时间长达数年。

按照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说法,未来5年内,这一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都将持续进行下去。专家指出,由于这一确权工作耗时颇久,也导致了此次新土改不会有大的突破。

上述国研中心专家称,确权工作是新土改其他举措的根本前提,因为只有权利通过登记、发证这些物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后,其后的流转和市场交易才能进行,否则就容易出现产权不完整清晰、流转交易市场不规范、交易行为不透明等情况,最终损害农民的根本利益。

流转审慎推进

在土地流转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农发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区别对待,在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鼓励以多种方式尝试,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则不会放得太开。

本报了解到,即使在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目前也比较审慎,各种看法不一。上述消息人士称,一方面,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规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近期,安徽宿州埇桥区与中信信托合作推出土地流转信托项目,流转土地5400亩,又为农地流转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但另一方面,中央在农地流转中又设置了“用途管制”的规定,即流转后的土地不能改变用途,例如此次安徽土地信托的项目为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由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服务商提供服务。

经济学家华生对一些学者鼓吹的流转曾颇有微词:“……农地转不转是每户农民自己考虑的事,现在非农民们火急火燎喊流转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现在这样运动式造势是要强迫全国农民转地吗?农民进城不能安居,农地再失只能成流民,这是改革还是掘墓?”

华生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主流官员学者,例如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和国研中心副主任韩俊均表示中国的农业将以家庭农场为主,不可能照搬美洲大农场的模式,这是由中国的人口和土地禀赋决定的。

农地流转比较审慎的另一原因是,中央关于流转的两条规定——“自愿有偿依法”和“用途管制”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规避,一些企业通过流转取得农地之后,往往改变了农地用途,进行商业开发;而一些土地的流转过程也不合规范,往往是企业跟村集体合谋完成,并未征求农民的意见。

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政策,目前还不是特别明朗,今年8月份,温州推出农村土地交易新政,一度有媒体传出温州农村的宅基地可以在县域内交易,但温州当地随后辟谣称,宅基地交易只能在本村内进行。

郑风田表示,实际上这一举措并未有改革标杆意义,仍然在原有政策框架之内。

上述消息人士称,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该模式典型案例是广东南海、北京郑各庄。

另一模式是通过占补平衡、增减挂钩等方式,将原有的宅基地复垦成土地,多出来的用地指标,部分建房安置农民,部分通过出让或允许村集体自主开发来实现土地收益,这一模式在成都灾后重建的部分地区得到体现。

对于外界期望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在村集体之外进行流转和交易,消息人士称,未来可能性不会很大,因为这涉及到数量庞大的小产权房转正问题和土地用途管制问题,一旦开闸,后果堪虞。

征地制度恐难撼动

党国英对征地制度改革进行展望时表示,土地管理法修订多年,结果收效甚微,可见征地制度改革阻力之大。

2012年3月,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在“两会”上表示,要在他那一届政府任内通过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然而,直至现在条例仍未出台。

据消息人士称,条例难产的一大原因是它的上位法《土地管理法》修订工作也“胎死腹中”了。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否定了2012年年底提交的《土地管理法修订案》,正在研究重新解释《宪法》第十条中的“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条款,为重新修改《土地管理法》做铺垫。

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第十条内容是:“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条文又产生以下矛盾:如是非公益性用地,那么通过补偿来征收不符合宪法修正案,如果直接进入市场交易,则不符合宪法中城乡二元制的规定。

全国人大农委委员张晓山表示,除法理上的原因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使得征地制度不会被贸然取消。分税制之后,地方日益增大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支出主要靠卖地收入来偿付,一旦切断土地财政而未给予新的税收来源,则那些饱受地方债困扰的政府将面临财政危机。

在用地规模控制上,上述消息人士表示,未来很可能依然从紧,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产生的用地需求,将通过“盘活存量”的思路来解决。

所谓盘活存量,一方面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宅基地复垦成农地来置换出用地指标,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用地的成本,来提高土地使用的效率。

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在多个场合表示,目前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工业用地价格太低,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时低价甚至零地价出让。陈锡文认为过低的工业用地成本一方面助长了高房价,另一方面,使得地方、企业没有动力进行转型升级、调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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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键领域改革起步,精髓是向体制外释放利益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11月召开,境外华文媒体近期连续刊文予以关注。分析指出,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已经提前进行,这将为三中全会的进一步改革扮演催化剂的作用。由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深化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以开放促改革,而其中的精髓就是向体制外释放利益。

关键领域改革已悄然展开

香港《文汇报》指出,实际上,今年3月“两会”之后,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已“偷步”改革,为三中全会后“习李”大手笔改革做出了先行铺垫。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裴长洪认为,今年以来政府一系列应对举措都反映了新一届领导人重视从改革开放、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的新理念。在稳增长的同时,中央对改革谋篇布局,更在关键领域“偷步”先行,借此将改革之箭打磨得更加锋利。

该报指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对改革筹谋已久,特别是今年以来,在改革总体方案设计的最后冲刺阶段,中央七常委先后30余次赴地方考察调研,足迹遍布20省市区,既为三中全会发先声,更释放出改革端倪。

香港《大公报》刊文称,当前的改革大幕已在各地展开,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三中全会之前的预热期。各地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分头开展的改革探索。

山东省长郭树清推行的金改新政,被认为是最为典型意义的探索之一。而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简政放权、简化行政审批,北京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黑龙江省省长陆昊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偏远内地的黑龙江企业发展倾注了大量精力。由上海自贸区和十余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引领,一批改革试点正在为全局改革探路。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更早一些时候,中央政府也已经批准了广东省珠海的横琴、深圳的前海、广州的南沙区和福建省的平潭等,作为新一波开放的试验区。这些新的试验区各具特色和自身的功能,它们在国家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注定要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日本新华侨报网指出,习李为改革喊话,是三中全会主题的“预热”,从中传出诸多改革新信号不难捕捉。中国不会为追求之前的高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与改革的步调。

香港《文汇报》指,从前期调研和政策制定看,当前习李谋划的新一轮改革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重点在拉动内需、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作用,发挥短期效应的改革;另一类改革,则是着眼于长期的体制机制性问题,有利于增强市场内在活力和动力,真正通过调结构、转方式来增强社会整体效益的改革。

《大公报》则援引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刘元春观点指出,现在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序幕已经拉开,党风整顿、八项规定、群众路线,都可以归结为吏治整顿,这些有助于为新的改革方案的出台来铺平道路。

改革深水区向体制外释放利益

香港《文汇报》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5个年头,经历了七次三中全会,因利益格局不同,改革难以推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早在上任之初就提出,“触动利益格局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已是此次三中全会推进改革的难点与困境所在三中全会六项改革与八大重点改革领域.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转型表明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变,而巨变需要制度的改革。道理很简单,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实现现存体制和变化了的现实之间的一致性。

文章指出,首先,体制创新可以回避直接触动既得利益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体制创新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第二,新的利益成长起来之后,就可以对既得利益构成竞争和压力。面对竞争和压力,既得利益本身就会产生改革的动力。改革永远是一个用新利益来改革旧利益的过程。

文章说,以开放促改革已经是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早期的开放更多的是指向其他国家开放,但后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开放也包含了向体制外的利益开放。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文章说,改革中真正难办的是如何让“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这对天然矛盾体取得平衡,这才是改革的真正“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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